三线城市：幸福很纠结
三线城市：幸福很纠结
在距离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都不超过半小时的一座小城中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幸福感”？廊坊人的回答出人意料，有四成人对这座城市很满意，他们理想城市的名单中京津排名最后，让他们感到最幸福的事是家人能在一起
文｜《小康》杂志 尤蕾 廊坊报道
乘京沪高铁，从北京到廊坊只需要21分钟。如果你要从廊坊去往另一座直辖市天津，火车也不会超过30分钟，每天有43趟列车可以让你前往这两座特大城市中的任一地方。
这座新兴的小城市有建制的年代还未超过33岁，被称为是“京津走廊上的明珠”。《小康》联合《扬州日报》、廊坊电视台、廊坊传媒网所做的调查显示，受访廊坊市民中，超过六成人感觉生活幸福；在同为三线城市的扬州，感觉幸福的被访者更高达85.1%。而在北京，只有不足五成被访者有幸福感。“一线城市是欲望都市，二线城市是愿望城市，三线城市是幸福摇篮。”有网友在博客上的慨叹或多或少切准了大中小城的脉。究竟三线小城的幸福中纠结着怎样的不幸福与期待？
小城市的“幸福感”来自哪里？
调查显示，63%的扬州受访者认为所在城市让他们的生活更幸福，5.4%的人持相反意见，31.6%的人认为幸福感与所在城市无关。在廊坊，这三个数据分别为48.4%、12.2%和39.4%。而北京的情况则相反，所在城市让生活更不幸福排在首位，占35.3%。
在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廊坊的发展节奏颇具代表性。2012年市区人口首次超过50万，是一个人口净流入城市。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座城市。
随着小城市进入快速成长期，越来越多的市民感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生活便利。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迟毓凯表示：“小城市人少事少，基本生活保障都健全，稳定的生活让人们对未来的确定性增强。”
对于廊坊市民吴冲来说，这座城市给予他的幸福莫过于和父母在一起。让曾“混迹”于中关村的IT男真正下决心回家是一幅漫画：简单的笔触勾勒出父母陪伴儿女长大的点滴，最后他们变得腰弓背驼。“当时看得掉眼泪，一咬牙，回廊坊！没有比一家人在一起更幸福的了，你说呢？”吴冲反问道。
《小康》调查亦显示，廊坊受访者给出的“最幸福的事情”答案中，“家人团聚”排在首位。同样在扬州问卷中，“人际关系和谐”位列其中。“越是小城市越能够给人足够的人际关系和家庭支撑。”迟毓凯分析。家庭依然是现代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最显著的价值取向，即便“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过于陈腐，但“在一起”早已内化为国人的集体潜意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曾说过，中国人不是以个体方式存在，而是生活在家庭和人际之中的。
城市规模小、交通便利、生活稳定、生活悠闲舒适，两地受访者不约而同地给出了极其相似的幸福理由。这一点或许不难理解。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上看，廊坊和扬州虽分据一北一南，但仍具有极高相似度。两者同属三线城市，廊坊属京津1小时经济圈中心地带，扬州是南京都市圈和上海经济圈的节点城市。长期受到中心大城市的辐射和经济带动，使它们具有了“卫星城”的共同特质。
小城市的幸福魔力就让媒体人胡晓宁决定跟廊坊“厮守”下去。本来她有机会进入京城媒体，但思来想去最终放弃了。按她的话说，小城市人少，竞争压力就小，不用总担心被人抢饭碗；交通便利，想买家具，踩一脚油门就到宜家了，没准比住在石景山的人还快。
但值得注意的是，廊坊给市民带来的幸福感不如扬州高，后者拥有超过五成的“粉丝”。在调查中，扬州人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罗列的幸福理由远比廊坊多，历史文化名城、美景多、美食多、文化气息浓、环境好等都让扬州人引以为傲。
正因如此，73.2%的人认为未来理想居住地仍是扬州，13.6%的人选择国外，13.2%的人选了其他国内城市。42%的廊坊受访者未来居住地同样是廊坊，29.4%的人想去国外，28.6%的人选了其他国内城市。这些自选城市大多都集中在杭州、苏州、海口、重庆、大连、长沙等二三线城市，仅少部分人选择了京沪。这恰好印证了“逃离北上广”风潮的现实性。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市暂住人口比上年减少了41.6万人。而二线、三线甚至四线城市成为北漂退守的阵地。
谁动了幸福的奶酪
就像硬币有两面一样，幸福的反面亦是不幸福。安逸的小城市里，谁动了幸福的奶酪？
廊坊问卷结果显示，对幸福感影响最大的是收入，占18.7%，15.4%的人认为是健康，15.1%的人选择家庭关系。扬州的调查结果同样是这三个因素所获票数最多，只不过排序有所不同，21.5%的人选了健康，15.9%的人认为是家庭关系，收入因素占13.2%。两个城市中，排在第四位的影响因素均为婚姻。
南北两个三线城市调查结果中，收入因素均位列前三，这与两地相近的平均工资水平不无关系。据江苏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扬州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4142元，在岗职员年平均工资为44689元，仅在江苏省排名第七，与省会南京相差1万元左右。同年，河北省统计局发布数据，廊坊为45061元。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倪鹏飞形象的把幸福感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明确为“倒U字”。他指出，研究表明，在我国大多数城市，依然是幸福感与收入高度挂钩，这些城市处于“倒U字”左侧。位于“倒U字”右侧的是少数城市，它们已经进入生活方式多样化的阶段，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再敏感。
很明显，廊坊和扬州的幸福感被收入左右着。不过，对于收入的敏感度，廊坊要稍高于扬州，后者更看重健康和家庭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如果套用“倒U字”理论，或可以说扬州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程度要稍高于廊坊。
在房价与社会保障的选择排序上，廊坊和扬州显示出了一定差异。《小康》调查显示，对于扬州受访者来说，社会保障要比房价重要，6.3%的人选择了该项。尤其在养老保障方面，“老人的幸福感，是经济社会与文明发展程度的一面镜子”是众多扬州人的共识。不少受访市民表示，要充分利用城市基层医疗机构的现有资源开展养老服务，这些措施的加快实施，不仅会增添现有老人的幸福感，也让正在奋斗的一代人对自己的老龄生活充满信心。
而在廊坊，受访者更看重房价对幸福感的影响，这一因素占7.9%，排在社会保障之前。“我是乐业难安居。”李静算了一笔账：每个月家庭收入5000元上下，房价动辄每平米七八千元，不吃不喝，约两个月才能攒够一平米，前提是房价不上涨。
即便在扬州问卷中，住房一项在影响幸福感因素排名居中，仅有3.5%的人选择，但在扬州“最不幸福的事情”开放题中，房价偏高依然被认为是阻碍幸福的绊脚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认为，房子对于中国家庭而言，不仅仅是家庭最为贵重的固定资产，更是一个“家”的概念。
房价飙升已经成为小城市的成长痛。而按照国际上比较推崇的收入与房价比例“新加坡模式”计算，比较合理的应该是72个月的工资收入买一处房产，即每个月的收入约等于一平米房价，显然，如廊坊和扬州一般的三线小城市的房价已不是工资能够轻松支付的了。
此外，收入偏低、交通拥堵、城市规划和管理薄弱、消费水平高、房价偏高、发展机会少等新兴发展城市的城市病几乎都出现在两地的调查问卷上，成为最不幸福的主要理由。
未来幸福：有的要保障，有的要收入
《小康》调查显示，对幸福感提升帮助最大的因素中，廊坊受访者中16.4%选择提高工资水平，降低房价、提高医保水平、提高养老保障水平、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分别占14.4%、13.2%、11.4%和9.1%。
扬州的调查结果与廊坊差异巨大，排序依次为，提高医保水平占15.9%，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服务占12.7%，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占12.4%，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占11.8%，降低房价占11.2%。
这两组数据背后，承载了市民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期待。
很明显，大多数廊坊受访者的幸福是建立在财富积累上，而扬州多数市民开始关注非财富因素对于幸福感的影响。不过，这两组数据表面看来选项排序差异较大，而实质上都指向了财富与社会保障、环境的层面。对未来财富以及规避自身或家庭风险的期待，从这个意义上看，两个城市的结果并无二致。从心理学上看，这一点已经超越了地域特点，是市民普遍存在保障性依赖。只有在保障或财务方面获得安全感才会感到幸福。
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算得上幸福？繁华千年的淮左名都扬州，自古以来就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南北漕运的重镇，和其他江南小城一样，她既追求宜居又透着些许商人的精明。也因此，她的居民最理想的幸福无外乎富裕繁华、活力开放、物价平稳、生活有保障，同时在这座文人墨客云集的诗词之都，更少不了平等、自由、安逸和诚信。
廊坊又是另一派城市的缩影，地处北方内陆，城市发展方兴未艾。高收入和合理房价是大部分受访者的理想，而环境优美和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均衡教育资源和提高食品安全，以及丰富文化休闲生活恐怕是所有居民的追求。
提升一个城市达到幸福城市的标准，廊坊和扬州市民把目光投射到了市委书记和老百姓身上。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全国至少18个省市明确提出“幸福”概念；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
有分析认为，讨论幸福感、建设“幸福城市”体现出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今天的幸福不再只是个人感受，而是正在变成社会的行动、国家的行动以及政策的导向，政策的制定正在谋求更多使人幸福的制度环境，包括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社会安全感和制度预期。
三线小城的烦恼
房价永不落：乐业难以安居；郊区的房都快买不起了；房价涨到哪天能到头；亲朋好友借个遍只够付首付
钱老不够花：工资跟北京天津比实在太低；什么都涨，就工资不涨；一天到晚挺忙活，挣得还是小钱；工资月月光，伸手向父母要钱；收入太少；城市消费水平高
发展空间小：小城市发展比大城市慢；就业机会偏少；没有太多上升空间；个人发展受限制；见识少，视野不开阔；继续学习的机会少
堵车让人烦：老城区道路狭窄，堵车严重；车多路窄；开车不守规矩，事故多
城市管理弱：假日商场促销噪音扰民；露天烧烤摊油烟味呛人；路边乱扔垃圾；汽车乱停乱放，占用自行车道和便道；城市规划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
空气质量差：雾霾天比以前多
上学不容易：优质的教育资源少而且分布不均衡；教育收费太高
吃得不放心：很多小店还在用地沟油；蔬菜上有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用得太多
投资者眼中的城市“幸福门坎”
投资者会如何选择一个城市的幸福感？财富增长、发展机会都排在了公平的行政环境之后。这一门坎直接影响投资者对一个城市投资的欲望，并决定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广东报道
在《小康》杂志2013年“城市，会让您的生活更幸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投资环境、公共服务水平、政府理念、政府行政审效率”等四项与政府有关的选项中列为投资者首要考虑条件的达到63.9%，足以证明政府的行政环境是对投资者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投资体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吴亚平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诚信、透明、公平的行政环境直接影响投资者对一个城市投资的欲望，并决定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
行政环境左右投资者的“幸福感”
你会选择在什么样的城市进行投资？
不同的投资者，投资不同的项目，对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需求点是不一样的。地价低，购房能力强，在房地产企业看来，那就是一个投资环境好的城市；人力成本低，可以减税免税，对于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投资环境好的城市。“无论什么样的投资者和做什么样的项目，他们都有一个共性：与当地政府密不可分。”在吴亚平看来，当地政府是所有企业一道无法绕过去的坎。
中交集团某公司投资项目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作为这家央企分公司的掌舵者，总经理刘威经手的项目遍布在广东、广西、江苏、山东、辽宁、吉林、重庆等12个省份，涉及市政建设、公路路桥、高速公路、港口水利和房地产，在各个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与各级政府有过无数次的交手，谈起政府对投资者的影响，刘威感慨颇多。
早些年，他曾在辽宁锦州洽谈过一个过百亿的市政工程。在招商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官员招待非常热情。双方几次商议之后，刘威找了银行的朋友了解融资的情况，朋友一听他要在东北搞项目，惊讶地说，“我们银行的网点，在东北都准备收缩，你还往那火坑里跳？”刘威深感疑惑，朋友告诉他，现在地方要招商引资，可以和你拍着肩膀称兄道弟，饭桌也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可一旦投资成了现实，那所有的承诺都当成是酒后话。
刘威并没有听劝，他觉得商机稍纵即逝，需要冒一把险。岂料前期投资刚一铺开，隐藏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当初热情的那些官员不是退避三舍，就是狮子大开口。他们公司的这一投资项目最终丢盔弃甲，仓皇收场。
“这种拍着胸膛做出承诺的地方政府屡见不鲜。”刘威说，他将地方政府的这种招商模式归纳为“J、Q、K”理论。为了把外资“J”(勾)进来，市领导可以承诺诸多认为不现实的优惠条件来吸引投资者，外资一旦进来了，地方政府就将你“Q”(框)住，让你进退两难，最终难免被“K”(尅)的结果，此时投资商已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2013年，正在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的围海造地工程就令刘威深感棘手，政府高层思想比较开放，对此非常重视和给予支持，但在中层和基层的地方领导中却是“忽悠的多一些，办事的少一些”，围海造地工程推进缓慢。
“在南方，我们判断一个是否可做的项目，首先考虑的是这个项目风险大不大，利润高不高，而在北方，你一定会先问这个项目是哪个领导的项目，最后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你自己想做的项目没有做成而去做了领导的项目。”身为南方人的刘威将这种现象及其在北方投资不顺利归结为南北两地文化的差异，在刘威的投资理念规则中：合理地赚每一分钱，合理地规避风险。
2009年初，浙江绍兴县向21家大型民企派出了首批19位政府官员，担任“驻企指导员”。地方政府期望以此来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但此举却引发诸多争议，有人认为政府的干预脱离市场规律。一些受访企业家认为，政府需要营造好的行政环境而不是过多地行政干预企业事务，行政环境不仅左右着投资人在这个城市的“幸福感”，也制约着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
西部城市投资者“幸福感”趋强
新官不认旧账也是各地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有的新官上任后甚至可以将原来的规划全部改变，比如一块地原规划是建一个楼盘，新规划可以改变为要建一个广场，如此一来，投资商的损失是巨大的。
在政策沿续度方面，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多位投资人士都表示，成都、重庆等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比较理想。“重庆人性格比较耿直，不会含蓄，更不会委曲求全。与重庆人做生意不用去猜测对方的心思。”广州某融资担保公司副总经理陈天昊对记者说，领导开明，中、基层官员执行到位，种种因素都决定城市投资环境好坏。
陈天昊在重庆从事融资担保多年，他说，国家目前对金融行业管控相对严格，地方政府也会根据自身风险平衡融资担保经济杠杆。通俗地讲，自己有1元钱，重庆可以将杠杆放开至3，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融资得到4元，再投资到其他人或新行业，而此前开放的广东仅能放至0.3，这个环境明显不利于融资担保业的发展，但陈天昊也不否认，因为广东的经济总量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广东的企业依然过得很滋润。”
“因为我们是央企，还算是有点背景，市长要改规划，我们可以找省长，找部长，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那真是有可能血本无归。”刘威说，为了尽可能避免新官不认旧账的现象发生，企业更需要有法律意识，完善协议——这是防止被“K”，谈判的筹码。
吴亚平则表示，政府领导班子应有履行契约的职责，每一届当权者做出的承诺都是代表政府的职务行为，不应朝令夕改，更不应既往不咎。
无论是陈天昊还是刘威，都不否认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是投资的乐土。但他们同样看到了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迫切需求。刘威分析说，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发展房地产业，价格飙升，但依然供不应求，但到新疆、西藏做房地产开发，老百姓没有经济能力去购买，同时经济发达的城市也难免有“小富即安”惰性，老百姓生活过得安逸，官员收入也可观。而此时还是“光着脚”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官员，反正都说没鞋穿，不如搏一下，“说不定还可以换上皮鞋加套西装”，他们既有迫切发展的需求，地方政府也有改革的冲动。
在今年台湾地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下简称电电公会)公布的2013年中国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中，西三角主要代表城市成都、重庆与西安，首次被列入极力推荐(A级)城市，三城市排名均较去年(2012)提升，其中西安进步更令人为惊艳，从勉为推荐的(C级)城市上升至极力推荐的等级。台商推荐的投资城市正从东部扩散到西三角、东北三省、安徽等地。
但在这份连续14年推出的调查报告中，排名第1皆由长三角城市囊括，已在综合实力中连续五年夺冠的昆山市获推的五点理由是：高效政府回应、多元城市功能、技术优势集聚、庞大台商引力和与时俱进思维。
西部并非没有风险，被电电公会列入投资黑名单的城市就有“赣州、兰州、北海”等10个地方。如何保护投资者的信心，对城市主政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刘威认为，西部城市应更小心翼翼呵护来之不易的投资者，无论是政府与企业之间还是企业与顾客之间都主动营造诚信法制的商业环境。
长期研究我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经济学者王小鲁、余静文、樊纲在调查中发现，2009-2010年期间，大规模政府投资和政府指导下的大规模信贷投放，大大提高了政府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弱化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对公平公正和有效地分配资源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利影响。
诸多经济学者认为，东部地区的企业经营环境始终好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而东北和中部又好于西部。但近年来东部地区企业经营环境改善幅度小于其他三个地区，因此地区间企业经营环境有缓慢收敛的趋势。
